1957年初春，《诗刊》编辑部的编辑们摊开一张字迹雄健的手稿，署名“毛泽东”。那是一首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，写于杭州西泠桥畔，寄托的是对杨开慧和柳直荀的思念。当时许多编者心里犯嘀咕：国家主席写词，能登吗？最终，他们还是把词刊了出来。很快，报亭前排起长队，朗诵之声传到胡同深处。
读者反响热烈，可是万里之外的台北，却响起截然不同的声音。1959年1月5日，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一句重话：“此词无一语可通，肉麻。”句子不长，却透出冷峻。随笔墨批注，他还专门圈了几个字，反复计算平仄押韵，决心“找几位老词人评一评，看是不是笑话”。
胡适为何如此较真？要回答这点，还得把时间拨回到四十年前。1918年冬，年仅二十五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，常跑到红楼二层找胡适请教。胡适当时声名正盛，讲起白话文眉飞色舞，对这位口音浓重却勤学好问的青年颇为欣赏。二人聊到出国留学的风潮，毛泽东坦言更想研究中国社会，“中国的问题还得自己来解”。胡适点头：“国内文章，也能写出世界水平。”一句鼓励，给了毛泽东莫大的信心。
1920年夏，毛泽东忙着筹办“湖南自修大学”，特意北上请胡适支招。胡适把原名“新民学会附设自修大学”改为“实业讲习所”，又补了十几条执行细则。二人相谈甚欢，谁也想不到，这竟是他们思想交集最后的高点。
进入二十年代后期，北伐烽烟四起。毛泽东认定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，而胡适却拿《淮南子》里的“无为而治”说事，频频向各方劝和。立场分野，一步步把昔日惺惺相惜的两人推向对立。到1949年，胡适已移居美国，再赴台湾，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；毛泽东则在北京宣告新中国成立，这条分岔的历史道路再无交汇。
然而，私人记忆并不会随政治断裂而消散。面对三十年代牺牲于长沙浏阳的杨开慧，毛泽东在纸上写下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这样带泪之句。革命的枪声轰鸣多年，一夜忆起斯人，思绪如湘江冬水。词中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一句，借用了李贺，却又浸入了自己特有的悲悯。同行词家当年夸他“诗到骨髓”，现在连小学生都能朗朗上口的，是“我失骄杨”，而非古典词律的藩篱。
胡适当然懂得其中的感情，但他更在意规矩。台湾辅仁大学的一次小型沙龙里，他向几位教授征求意见。有人翻韵书说：“’青’字可押，’空’字勉强，再往下就散了。”胡适露出习惯性的微笑，却写道：“诸君皆同意，此词不合谱。”听者沉默。也有人轻声答道：“可诗无达诂，情真便行。”胡适挥手：“不能乱来！”一句话，场子冷了下来。
争论其实早有先例。苏轼写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时也未必完全守谱，辛弃疾兰陵王更是平仄尽失，可后世谁又计较？毛泽东深谙此理，故在手稿旁添一句“不可改”，免得编辑为合辙押韵去动手脚。遗憾的是，这一“不可改”被胡适视作“任性”，双方对文学规范的差异由此凸显。
有意思的是，就在胡适批词的同一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准备汇编《毛主席诗词》，组织的专家里，不乏当年胡适的学生。审稿会上，有人小声嘀咕胡适的质疑，被另一位老教授怼了回去：“词里装的是人命关天的事，别拿尺子量人心。”这句话后来在圈子里流传甚广。
抛开情感因素，纯粹从格律视角审视，《蝶恋花》用韵存有创新：平水韵的“庚”部与现代语音的读音差异，使得“星”“声”“行”与“成”“生”“凭”在口语里可统归一部。毛泽东在长沙期间就注意到白话和古音的错位，《湘江评论》时期的文章里，他已指出“诗歌须与民众之语情相通”。因此，他更看重铿锵与情绪，而非钤口的严丝合缝。
说到底，评价一首词，既有尺有所短，也有情难自已。胡适手里举着传统的标尺，看到的自然是“越界”；毛泽东却把个人的苦痛、战火的记忆、革命的责任统统揉进文字，拿的是另一把尺子。谁对谁错，无需后人强作裁判。
1962年2月24日晚间，胡适在台北演讲归来，忽感胸闷，移步休息室时倒地不起。半个小时后，医师宣布死亡，享年七十一岁。翌日《中央日报》黑框讣告，提到他一生倡导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未提他对毛泽东词作的那场耿介批评。那个笔记本被家属封存多年，直至学术界披露，才让这段轶事浮出水面。
历史往往这样：文字放下，尘埃飞扬。毛主席的《蝶恋花》至今仍在被吟诵，胡适的评语也成了研究者案头的脚注。他们曾在北大同处一室，又在不同岸边目送时代激流，各自留下不可忽略的身影。对照二人的往来函札与诗词评注，可以看见思想轨迹的分布与交叠，却很难给出唯一判词。或许，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人与政治家之间那段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真实面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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